那时，勤劳的人家忙里偷闲，每年饲养一二头猪卖钱贴补家用，除此，工分几乎是每个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。
社员们每天起早贪黑，累死累活为的就是工分。
他们对自己每天上工的工分值特别看重，因为工分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一天的收入。
一些家庭妇女常因忙于家庭琐事而延误了上工时间，趁着队长不注意，悄悄混入上工社员的队伍是她们惯用的伎俩。
然而，往往难逃生产队长那看似模糊实则犀利的眼睛。
她们遭受的常常是队长的一番奚落和扣半分工的惩罚。
老实厚道的妇女往往是忍气吞声地在心里犯嘀咕，要是遇上蛮不讲理的婆娘则和生产队长理论上半天，尽管无济于事。
都说“工分，工分，社员的命.根”。
因公社时分配各种粮食、财物都要用工分这个大分母去分，所以社员把工分看成是命.根子也是理所当然，情理之中的。
社员的工分得来确实是不一样的，有的社员是靠自己的辛苦劳动挣来的，但也有很多特殊社员，他们是不劳而获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大锅饭时期，那些好吃懒做的人也能活下去的原因。
当然，也是间接导致后期改革的缘由所在。
这些不干活的社员，有时比干活的社员挣的工分还要高，你说这公平吗？
但也有人说，公社公，没剥削，呵呵，那绝对是完全骗人的。
公社时，公社有多种副业、机械修理、小工业、打井队、实验田、挖水渠、开荒地等等。
在公社各行各业干活的社员，大都是从各个大小队抽调上来的能工巧匠。
这些人给公社出力挣钱，他们的工分都要记在他们所在的小队上。
各大队的干部班子及民兵，小队会计、保管、红五员、军烈属、工属(在外有正式工作的干部、工人的家属)、五保等。
他们一般都不参加劳动，年末小队统计工公分东西时，小队会计把社员实际干活挣的工分加在一块，按劳力人数去除求出平均分，然后按平均工分偏高的分数再补给上述人员，当时叫做“补助工分”。
个别小队吃补助工分的人比实际干活的社员人数还要多。
年末分粮食、食物时，把社员干活挣的工分加上补助工分之和，去分配小队全年实际劳动成果，这个分母越大，分的东西越少。
公社成立的前几年，一个劳动日为一个整工(10分)，折合人民币8分钱(一点都不夸张，绝对属实)。
后来好点时，干一天工能折合人民币2—6角。
个别很好的生产队，一个工能折合人民币1元钱左右。
说的再明白点，就是全国各地的情况不一样，有的地方效益好，工分就能是满工分，而且折合出来的就高。
像马家村这样的穷乡僻壤，工分就没有那么多，含金量自然也不可能达到几毛钱，一个工分能有一毛钱就不赖了。
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地方，都少不了那些偷奸耍滑的人，这些人也是土改时，反对声最大的。
尽管距离八二年到来还有很长一段的时间，但依然证明一个真理。
唯有勤劳才是活下去的根本。
曾尛站在地头上往地里面看，有些妇女的动作干净利索的就跟武打动作似的，但是有些人的动作就是在慢放一样，这就是典型的磨洋工。
同样是干活，别人干一天累的半死不活得到了六七个工分，可是那种时刻不忘偷懒的人如果被发现也就罢了，可如果没被发现，那也同样是六七个工分，搁谁心里谁会痛快？
久而久之就没有人和他们搭班儿干活了，时间长了，这些人就被孤立出来，一旦孤立出来，想再占便宜，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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